由于学术品质的不同，导致了相关法学学者关注的问题也就不同。

据此，《数据保护法》所保护的个人信息的法律要件是具有可识别性，而并非具有隐私利益。尽管宪法隐私权概念具有上述重要功能，但将其作为公法上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却仍旧具有相当的局限和问题，而这些局限和问题又主要集中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保护对象的有限 如上文所述，美国法上的隐私权最初的保护对象主要是个人的私生活安宁和私生活秘密。

此外，相比美国宪法隐私权观念所具有的强烈的地域性特征，逻辑严密和理路井然的德国学理对于法秩序和法文化更具亲缘性的我国也似乎更易借镜。但信息公开所保障的只是公民不受阻隔地获取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信息的权利，并未覆盖公民可自我决定在何时以及在何种范围内对外公开个人生活事实，尤其是向政府披露个人信息的权利。[14] 其三、视频监控联网与个人行踪信息的彻底披露。但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搜集和利用这些数据的权力，同样也伴随着法定的义务，那便是不得随意泄露[23]。3.绝对保障导致的全有或全无困局 美国法上的权利观念一直以来都带有密尔式自由主义思维的深刻烙印。

德国二战时的人道主义惨剧已经为此提供了足够证明。此外，根据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购买火车票需提供有效身份信息，取票、进站均时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三宪法的适应与调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宪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刻的。

在第101条第2款中增写本级监察委员会，修改为：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本级人民法院院长和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但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属于党内法规，把监察机关与一府两院并列，实际上确认了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一是，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第37条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有人认为，以人大为监督对象的监督，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一元化体制。

打破权力配置与权利保障的平衡，可能收获南辕北辙的后果。四是对国家机关的影响。

我国国家权力主要由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构成。二是规定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宪法再造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但实践中后一个监督不够严密、有力，成为我国监督体制的一大短板。行政机关通过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层级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等内部监督方式，加强对自身的监督，信息便捷、手段有效。宪法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实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整合重组监察职能，必然对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监督体系、公民权利和国家机构等产生影响。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有必要建立专门监督机关，进行特别授权，规定特别程序，确保监督成效。

彭真同志提出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并写入宪法，还起草了条文，由于有的领导同志不同意，宪法没有写人。一旦发生人大代表贿选事件，可以根据宪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通过法定程序罢免代表。

因此，1982年宪法正文中规定的都是国家机构，没有出现党的机构名称。全国人大常委会暂停全国人大通过的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款，把宪法规定政府行使的监察职责交由监察委员会行使，同样带来合法性问题。此次改革受影响最大的当属检察监督。上述规定相比于1954年宪法，更加全面、科学、合理。这在新中国法制史上尚属首次，无疑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和有益尝试。两者存在交叉，可能同时适用，并不矛盾冲突。

在这个体系中，人大通过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质询、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罢免等方式，对其产生的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手段丰富，最具权威，构成监督体系的第一个层级。【摘要】 监察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监督制度。

为适应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宪法必须作出必要而适当的回应。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的执法、廉政、效能情况实施监察，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决定，监察委员会主要实施廉洁监察，是否填补执法监察、效能监察的空白，也需进一步研究。

实现基层政权和社会生活的直接民主。必须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整合相关资源力量，建立集中统一、相对独立、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切实增强监督的合法性和实效性。

1978年宪法把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规定为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影响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审判监督的影响。考虑到公职人员拥有普通公民无法拥有的权力、资源和影响力，且受贿手段日趋隐蔽化、智能化，在制定国家监察法时，规定留置措施并规定不同于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和做法是可以的，但同时要严格控制期限，严格审批程序，留置实施过程中要全程录音录像，并明确规定由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以保持留置措施与权利保障的平衡，避免出现留置被不规范使用或滥用的现象。[5]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这为我国正在推进的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等重大举措提供了镜鉴。第四，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促进公职人员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

贪污受贿不仅立案数量和涉案金额与日俱增，而且涉案部门日趋广泛，工程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国家机关等成为行贿人的重点目标，涉案人员中既有国家干部，也有普通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职级涵盖各个层次。这就是说，不论他们承担何种职责，他们都应当享有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

因此，1982年宪法除了规定人大有权监督行政机关外，还给行政机关加上监察监督一把锁。监督相当于汽车的刹车，汽车的安全行驶离不开刹车，国家的长治久安离不开监督。

[3]代议制可以简单归纳为：一切权力集中于代议机关，人民选举产生代议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代议机关产生并受其监督，由此形成一个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闭合环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的权利。本文重点就此问题以及宪法如何因应作一初步探讨。中央办公厅代表党中央发布文件，其印发的试点方案如作为政策，不进入操作层面，也不会发生合法性问题。因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监察机关的产生、组成和职权等事项，其合法性是可斟酌的。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决定，将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监督权依附监督对象而存在，不是一项独立权力，并未凌驾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上。

这些思想成为1982年修宪的重要理论依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试点决定，监察委员会对本地区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监督对象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而且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人民团体和民主党派、工商联机关等的工作人员。

但是，在我国当前改革任务繁重、时限要求紧迫，宪法修改周期长、宪法解释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似可理解。公检法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构成监督体系的第三个层级。